宋代张纶、范仲淹与宁化伍祐交集再考

提要：前考《宋代张纶、范仲淹与宁化伍祐交集考》以"文献全无"断伍祐与范仲淹不相涉，以"制度并列"断伍祐与张纶仅同区同题。今读《江苏盐城伍佑地名源流考证研究报告》，其于伍祐仕履年代、《临汀志》底本层级、"五祐"场名上限三处，皆出前考所未及之证。据此重勘：伍祐守楚州不在天圣而在天禧（约 1018—1022），则其与范仲淹（天禧五年至天圣元年监泰州西溪盐仓）由"或同楚州一城"变为"确同淮南一路、同办盐事、同隶一发运司"，为期一至二年；其与张纶则由"辖区并列"升为"政策工具同源"——张纶"奏除宿负、官助器用、优与盐直"三项，正是伍祐"役不及民"得以成立之制度前提。此外得宋人黄鉴《鲁浦亭记》"天圣丙寅，伍君佑由佐著局为县大夫"一语，知伍祐天圣四年（1026）已在秀州海盐任上，前考"天圣四年或与范仲淹同处楚州"之拟议，至此可彻底排除。然两处边界仍不可越：张纶本传明载"复置盐场于杭、秀、海三州"而不及楚州（且"海"为海州，非海盐），是政策同框而非政令同条；范、伍二人文字无一语相及，是同域而非相识。三人之真实结构，非闭合三角，乃"一枢纽、两分支"：张纶居枢纽，伍祐当其盐政一端，范仲淹当其海塘一端，前后相接于同一轮淮南治理。

关键词：张纶；范仲淹；伍祐；淮南盐政；捍海堰；《临汀志》

一、缘起：新证带来的五处位移

《伍佑地名源流考证研究报告》（下称《源流考》）本以地名为题，然其考证路径实际穿透了伍祐其人研究的三个薄弱环节。前考之所以对伍祐取审慎保留态度，正因所据仅有一部晚出二百年的闽志孤文；《源流考》则以文本内证将该孤文的史料层级大幅前推。三人关系的论证，因此须随之调整。

此表即全篇纲领：一处须改（年代），两处须缩（张纶之直接性、范伍之同城性），一处须换（范伍关系由"空间叠合"换为"制度同期"）。以下逐层重勘。

二、三人年表合勘（1008—1033）

三人行迹，向来分述于三种不相通的材料：《宋史》本传叙张纶以路级为纲，范集年谱叙范仲淹以编年为纲，《临汀志》叙伍祐以历官为纲。三纲不并置，则"交集"无从谈起。今合为一表，空格即史料无征。

表中三处对照最须注目：

其一，1021—1022 是三人唯一同时在场之年。张纶在发运司，范仲淹在西溪盐仓，伍祐在楚州幕府。三者同属淮南路，同绕"盐课大亏"一事运转。

其二，1023 是三人关系的一年之枢。此年范仲淹自西溪徙楚州粮料院，而伍祐恰于此年考满改官离楚州。一入一出，前后相衔，是"擦肩"而非"共事"。此点前考未及，因前考误以伍祐守楚州在天圣中叶。

其三，1025 年起，范仲淹进入张纶的直接人事网络（由张纶荐知兴化县），而伍祐已远在秀州海盐。故张纶与二人皆有实质关联，但关联的时段前后错开。

三、第一层：张纶与范仲淹——确证的合作

此层前考已详，今不赘，仅标其要点与证据等级。

张纶之于范仲淹，兼举主、监司长官、事业同担者三重身份。年谱天圣四年条引李焘《长编》：

泰州海堰久废不治，岁患海涛，冒民田畴。公言于发运副使张纶，请修复之。纶遂奏以公知兴化县，总其役。……会大雨雪，惊涛汹涌，役夫散走，旋泞而死者百余人，众讙言曰："堰不可成。"复诏遣中使按视，将罢之。又诏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同公度其可否，令仪力主公议，而公寻以忧去。纶表请身自督役，逾年堰成。

《宋史·张纶传》自另一侧记同一事：

泰州有捍海堰，延袤百五十里，久废不治，岁患海涛冒民田。纶方议修复，论者难之……纶曰："涛之患十九，而潦之患十一，获多而亡少，岂不可邪？"表三请，愿身自临役。命兼权知泰州，卒成堰，复逋户二千六百，州民利之，为立生祠。

两传、年谱、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四重来源互证，且细节互补而不相悖（一记"役夫死者百余"之挫折，一记"表三请"之坚持），此非后人所能构造。证据等级：A（确证）。

四、第二层：张纶与伍祐——政策同源，非政令同条

前考于此层判为"制度与地域的间接叠合"，止于"同一监司辖区、同一盐政议题、同一时段"。《源流考》提出"咬合"之说，谓张纶三项措施与伍祐"役不及民"完全对应。此说有其理，然须分肌擘理，不可一律抹平。

（一）三项措施的实质对应

《宋史·张纶传》：

时盐课大亏，乃奏除通、泰、楚三州盐户宿负，官助其器用，盐入优与之直，由是岁增课数十万石。

《临汀志》伍祐条：

祐至，首议兴复，役不及民，甫期而就，岁入公上缗钱数万。

二者所记，实为同一套制度语汇的正反两面：

三者环环相扣，缺一则"役不及民"无从实现。故可下一有限断语：伍祐"役不及民"之措置，与其视为个人仁政，不如视为张纶盐政方案在楚州一州得以兑现的形态。这是《源流考》最有价值的一处推断，前考失之。

（二）但有一处反证，新证未正面处理

《宋史·张纶传》紧接前文云：

复置盐场于杭、秀、海三州，岁入课又百五十万。

张纶本传叙其盐政，凡涉"复置盐场"，明列杭、秀、海三州，不含楚州。而楚州之兴复，仅见于闽志所记伍祐一传，正史不书。此不可用"史传从略"轻轻带过——同传于"奏除三州宿负"已明列楚州，说明史笔并不回避楚州；至"复置盐场"独遗楚州，当是楚州之复场规模、性质与杭秀海三州不同，或非发运司直接经画之项目。

由此可立一界线：

• 可证者：伍祐之议，在张纶所定政策框架内落地；其"役不及民"的财政基础，来自张纶奏除宿负、官助器用、优与盐直。
• 不可证者：伍祐之议出于张纶授意，或楚州复场为张纶主持之项目。

此即"政策同源"与"政令同条"之别。前者为制度史可推，后者须文书实证，今无其文。证据等级：B（强间接）。

（三）另有一处时间错位，尚须再缩

《宋史·张纶传》于堰成之后云"居淮南六年，累迁文思使、昭州刺史"。若以堰成（约 1028）上推六年，则张纶到淮南任约在 1022 年；而伍祐离楚州在天圣元年（1023）。二人真正同时在淮南，或仅一年，甚至可能只是"伍祐去而张纶之政始行"的相接关系。

这一推算，近得《续资治通鉴》宋纪三十七所载张纶去淮南知秦州一条，可以坐实：

甲戌，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制置发运使张纶知秦州。纶，天禧末为发运副使。时盐课积亏者十年，纶乃奏除通、泰、楚三州盐户宿负，官助其器用，盐入优与之直，由是岁增课数十万。复置盐场于杭、秀、海三州，岁入课又三百五十万。居三岁，增上供米八十万。在江、淮逾六年，为民兴利除害甚众。

此条有三处可补《宋史》本传之不足：

1. "天禧末为发运副使"，直接给出发运副使到任之年，不必再由"居淮南六年"倒推。天禧末即 1021—1022，与伍祐楚州任期（约 1018—1022 或 1023）确有交叠，唯交叠不过一年上下。
2. "在江、淮逾六年"，则其离任约在天圣六、七年（1028—1029），恰覆盖范仲淹自西溪至兴化、至丁忧的全程。故张纶之为此三人枢纽，不独由本传的前后两半推得，亦有确年可依。
3. 数字异文：此条作"岁入课又三百五十万"、"居三岁"，《宋史》作"百五十万"、"居二岁"。二者必有一误，然无关宏旨，唯引书时不可混用。

此点关系甚大：若伍祐离楚州在 1022 年，而张纶"奏除三州宿负"在 1023 年前后，则所谓"咬合"实为先后接续，而非同时共办。伍祐所行者，可能仍是天禧旧规；张纶所行者，乃其后之新令。二说皆无确证，故本文取最谨慎之表述：

伍祐之兴复与张纶之盐政，在制度工具上同源，在时间上相邻，在因果关系上或为前者启发后者，或为后者支撑前者，亦可能二者同出于天禧末淮南盐课大亏的同一背景而各自成文。三者皆可通，未有以定之。

这不是回避，而是承认史料边界。考据之德，在不以"完全咬合"之快语，掩"居淮南六年"一语的算术歧义。

五、第三层：范仲淹与伍祐——由"同城可能"改为"同路同期"

这是新证改变最大、也最须小心处理的一层。

（一）前考之误：把"天圣"当成了坐标

前考据《海盐县志》"宋知县，天圣，伍佑"、《雩都县志》"天圣中任"，推定伍祐守楚州在天圣年间，又据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"徙监楚州粮料院"，推二人或于天圣四年（1026）同处楚州一城。

《源流考》指出此推演有顺序倒置之弊：《临汀志》原文的顺序是"寻差楚州团练推官……天圣间，以例转承奉郎、守秘书省著作佐郎。……复出知海盐、华阳二县"。是知楚州在知海盐之前，知海盐在通判潍州之前；而"天圣"二字系于改官，不系于楚州一任。楚州之任，必在天圣改官之前，即真宗天禧年间。

此说可从三方面验之：

1. 历官序次：祥符元年（1008）登第，历雩都令、宣城、浈昌三任，宋制县任一任三年，三任约九年，正抵天禧初。楚州接于三任之后，合理位置即 1017—1020 之间。
2. 文本内证："自唐乾符间废，盖百四十余年"。乾符为 874—879，若楚州之任在 1018，则 1018−875＝143，恰为"百四十余年"。
3. 改官制度：选人改京官须历考及格、有举主。伍祐自 1008 入仕至 1023，已逾十五年，正当"以例转"之资。若楚州之任晚至天圣中叶，则改官更在其后，与"天圣间转"抵牾。

三者相合，天禧之说可从。但须标明其精确度：第 2 条的算术并不具有"钉死"之力——凡 1014 至 1024 之间任何一年，皆可称"百四十余年"；其真正的作用是排除天圣中叶以后，而非确定天禧某年。前考所引"百四十余年与天禧百分之百契合"之评，语涉夸张。证据等级：B+（序次推定，非直接著录）。

（二）改正之后，关系性质随之改变

若伍祐守楚州在天禧（约 1018—1022），而范仲淹监泰州西溪盐仓在天禧五年至天圣元年（1021—1023），则：

此表可见：新证并未使二人"更接近相识"，而是使二人的关系从"空间偶合"变为"制度同构"。前者是偶然的、可疑的；后者是结构的、可证的。就史学价值而论，后者高于前者。

（三）"擦肩"之年：1023

尤可注意者，天圣元年（1023）范仲淹自西溪徙监楚州粮料院，而伍祐恰于此年"以例转承奉郎"离楚州。二人于楚州一城，或仅前后相衔，未曾同时。

此说有两点旁证，然皆不足以定谳：

其一，范集年谱天圣二年（1024）系诗有《射阳湖》。射阳湖正当楚州与盐城之间，若系于楚州粮料院任上所作，则范仲淹 1023—1024 确在楚州。然年谱系诗未必尽依年月，只可作旁证。

其二，余靖《武溪集》卷六《楚州团练推官厅壁记》（明道二年，1033）记当时在职者为"兰陵萧君"，是伍祐离楚州之下限远在 1033 之前。此条前考已引，今与新证合观，恰可证伍祐不可能是天圣末仍在楚州之人。

（四）一条硬反证：1026 年伍祐已在海盐

上列二证皆为旁证。另有一条出于宋人手笔的直接材料，可把"天圣四年同处楚州"之说彻底排除。

黄鉴《鲁浦亭记》，撰于天圣六年（1028）正月，其文曰：

天圣丙寅，伍君佑由佐著局为县大夫，且嘉其陆社之风，爱泽陂之饶衍，乘敏政之暇，鸠僝工之材，作为新亭于浦之上，因池而名，识其事也。……时天圣六年正月日，朝奉郎、宋秘书丞、骑都尉黄鉴撰。

"天圣丙寅"即天圣四年（1026）。"佐著局"谓秘书省著作局，"由佐著局为县大夫"，即自秘书省著作佐郎出为县令——与《临汀志》"天圣间，以例转承奉郎、守秘书著作佐郎……复出知海盐、华阳二县"的历官序次若合符节。此文载于《至元嘉禾志》卷二四，又为《浙江通志》卷四一引《海盐县图经》，亦见光绪《海盐县志》。

其价值有二：

其一，它把"1026 年伍祐在何处"这件事钉死了。天圣四年，伍祐在海盐任上，不在楚州。前考与《源流考》皆以"范仲淹天圣四年监楚州粮料院、伍祐或亦在楚州"为说，今可断言：不可能。二人这一年的行迹是错开的——范仲淹在楚州，伍祐在秀州海盐。

其二，它是天圣当年的文字，早于《临汀志》二百三十余年。《临汀志》所记伍祐历官，至此得到一段同时代碑记的印证。就伍祐其人而言，这比《源流考》所举"湞昌"一证更为直接：彼为文本层累的推断，此为当时人的实指。

由此，伍祐仕履可得一较确的链条：祥符元年（1008）登第 → 雩都、宣城、浈昌三任 → 天禧间楚州团练推官 → 天圣初改官秘书省著作佐郎 → 天圣四年（1026）知海盐县 → 华阳、通判潍州。

（五）判语

范仲淹与伍祐，于天禧五年至天圣元年间（1021—1023），同处淮南一路，同办盐事，同隶一发运司，为期一至二年；其空间相隔数百里，其文字无一语相及。故同域同期可证，相识共事不可证。

凡谓"二公同修捍海堰""二公相与论盐政"者，仍属推想。但前考"仅天圣四年或同楚州一城"之说，因年代误置，应予撤改。

六、结构重述：不是三角，是"一枢纽、两分支"

三人关系，向来被想象为一个三角。实则三人之中，唯张纶与另二人各有实质关联，而范、伍之间仅有制度同期。故其真实结构为一"Y"形：

                 ┌── 伍祐（楚州团练推官）
                 │    天禧 1018—1022
                 │    事：兴复楚州废盐场
                 │    手段：役不及民（=免宿负＋官助器用＋优盐直）
                 │
   张纶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   江淮制置发运副使 │    天禧末—天圣初
   淮南六年        │
                 │    范仲淹（西溪盐仓监 → 兴化知县）
                 └── 天禧五年 1021—天圣四年 10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：倡议并总捍海堰之役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段：发通、泰、楚、海四州民夫

三点可据此图立论：

其一，张纶是唯一同时进入二人行迹的人。《宋史》张纶一传之中，前半为盐政（"奏除通、泰、楚三州盐户宿负"），后半为海塘（"命兼权知泰州，卒成堰"）。恰是这两半，分别对应伍祐与范仲淹各自的事功。张纶本传，实为三人关系的唯一交汇文本。

其二，两分支在时间上前后相接，非同时并立。伍祐之盐政在天禧，范仲淹之海塘在天圣三至六年。前者为后者预备了财政与人力基础（盐课既增，则堰役可兴；逋户既复，则夫役可征），后者为前者保全了生产空间（堤成而灶地不没）。此即制度史意义上的"接力"，而非"并坐"。

其三，二人所代表的治理工具相反。伍祐"役不及民"，用经济手段（免债、给器、优价）；范仲淹"发通、泰、楚、海四州民夫治之"，用徭役手段。同一路、同一时期、同一批盐场与农田，一以恤亭户，一以调民力。此种反差本身即是北宋前期淮南治理的双轨特征，亦说明二人所处之行政层级不同：一为州幕建言，一为县级总役。

七、功能互补：盐政与海塘本是一体两面

第三层与第二层既已厘清，尚须补一重"非人事"的关联，即空间与财政的互依。此层不涉相识，却最能解释后世何以将三人并置。

堤以卫场。伍佑场灶地多在范公堤以西，即堰内。堰废则海潮冒田，亭户逃亡；堰成则"农灶两利"。故范仲淹所筑之堤，客观上保护了伍祐所复之场。此非二人相约，而是地理使然。

场以充课。捍海堰之役，"发通、泰、楚、海四州民夫"，工役浩大，非有盐课支撑不能久。伍祐所复之场岁入数万缗，正是此类工程的财政基础之一。此亦非二人相约，而是财政使然。

祠以并祀。张纶堰成，"州民利之，为立生祠"；后世淮扬以范仲淹、胡令仪、张纶并祀，称"三贤"。伍祐并不在三贤之列。此点极重要：三贤祠的构成，说明在宋以后的地方祀典中，伍祐从未进入捍海堰的功劳谱系；他被拉入三人叙事，走的是另一条路——地名。

八、后世纪念：三条互不相干的线，在明清汇流

前考已论"层累"，今据《源流考》所揭之文本谱系，可将三条线的轨迹说得更实。

三条线各有其独立的文本动力：堤线靠祠祀，场线靠盐法账籍，人线靠家族记忆。三者本不相涉，至明代因"伍"字官定、闽志北传、盐法志编纂三事同时发生，遂被缝合成一条"因人得名—因名设场—因场受堤之护"的完整故事。

《源流考》于此提供的机制解释，较前考更为细密，本文采之。然其"贝叶斯似然比"云云，赋分出于主观，未明示先验与似然之据，实为定性判断的数学化包装，可备一说，不宜视为定量结论。

九、对新证的商榷

考据之敬，在于既采其长，亦攻其短。新证有四事可商。

其一，"百四十余年"之算术被高估。《源流考》以 1018−875＝143 为"百分之百契合"，据此锁定天禧。然"百四十余年"是一个约数区间（约 140—149），可容纳 1014—1024 的任何一年。此条只能证"楚州之任不晚于 1024 前后"，不能证"必在 1018"。真正的定位仍须靠"天圣改官"这一序次条件。

其二，石与缗的折算无据。《源流考》谓楚州"岁入数万缗"恰占三州"岁增课数十万石"之相应份额。然宋盐课以石计者，与以缗计者，其间有官价、折纳、盐本等数层转换，文中未示折算率，亦未示三州课额在楚、泰、通之间的分配比例。此句属合理联想，非实证。

其三，未正面处理"复置盐场不含楚州"之反证。此为本证最硬的一处障碍。《源流考》以"路级记全局、州级记一隅"释之，固然可通，但同传"奏除三州宿负"已列楚州，可见史笔不避楚州。差别当在"除宿负"与"置盐场"二事性质不同，非简单的详略之别。

其四，"役不及民"或有套语之嫌。南宋方志为乡贤立传，好用"不劳民""民不知役"一类套语。伍祐"役不及民，甫期而就"是否全为实录，尚须与《宋史·食货志》所记天圣年间淮南盐法条对勘，方能定其分寸。今存保留。

此四事，皆不足以推翻新证之主干，然皆足以提醒：新证的价值在于把"不可信"改为"可考"，不在于把"可考"改为"确凿"。

十、结论

第一，三人之中，唯张纶为真正的枢纽。《宋史》张纶一传，前半盐政、后半海塘，恰是三人关系唯一交汇之文本。离张纶而谈三人，则无交集可言。

第二，张纶与范仲淹之关系为确证，且具举主、统属、共事三重实质。四重来源互证，无可疑。

第三，张纶与伍祐之关系，由"辖区并列"升为"政策同源"。张纶"奏除宿负、官助器用、优与盐直"三项，是伍祐"役不及民"的制度前提。《续资治通鉴》明载"纶，天禧末为发运副使""在江、淮逾六年"，则为发运副使正在天禧末年（1021—1022），在淮南先后逾六年，全部覆盖伍祐守楚与范仲淹监西溪两段任期。然张纶"复置盐场"明列杭、秀、海三州而不及楚州，故只能谓政策同框，不可谓政令同条；且其在淮南之前期恰与伍祐任期相接者多、相重者少，因果方向亦未可定。

第四，范仲淹与伍祐之关系，前考判断须撤改。伍祐守楚州不在天圣而在天禧（约 1018—1022），"天圣"系其改官之年而非守楚之年。二人于 1021—1023 同处淮南一路，同办盐事，同隶一发运司，为期一至二年；然一在楚州山阳，一在泰州西溪，相去数百里，文字无一语相及。且天圣四年（1026）伍祐已知海盐县——黄鉴《鲁浦亭记》"天圣丙寅，伍君佑由佐著局为县大夫"是其确证——故前考"天圣四年或同处楚州一城"之说，至此可以彻底排除。同域同期可证，相识共事不可证。

第五，"伍佑场因伍祐得名"仍不能成立，但机制已可确指。"五祐"之名沿自南唐盐城监九场（937—956），后周显德三年因之不改；宋元四百年官书（秦观墓志、宋会要、元史百官志）始终作"五祐/五佑"；"伍祐场"之称首见于南宋《临汀志》，其底本虽可溯至嘉祐四年以前（"湞昌"之证），然所记乃"后人号为"，非朝廷改名。真正的合流在明初：大写数字之推广、永乐大典之辑录、八闽通志之刊行，三事相凑，"五祐"遂定为一"伍祐"。

第六，三人之真实结构，为"一枢纽、两分支、前后接力"。张纶居枢纽，伍祐当其盐政一端（天禧），范仲淹当其海塘一端（天圣）。二者以张纶相连，以盐课与堤防相济，而终不相识。所谓三者交集，是制度史意义上的同域同期，是功能史意义上的互为条件，而非政治史意义上的共事，更非交游史意义上的相知。

纪念可以层累，考据必须分层。层累之处，见一时代之人心；分层之处，见三代之实迹。二者并存而不相掩，方为地方史之正途。

十一、待考与已考

1. 张纶除江淮制置发运副使的确年。已得《续资治通鉴》宋纪三七"纶，天禧末为发运副使"一语，可定为 1021—1022 之间；其去任之年，尚待《长编》天圣六、七年各卷定之。
2. ~~伍祐知海盐县之年。~~ 已考实：黄鉴《鲁浦亭记》（天圣六年正月）载"天圣丙寅，伍君佑由佐著局为县大夫"，是天圣四年（1026）伍祐已在海盐任上。惟"复置盐场于杭、秀、海三州"之"海"为海州而非海盐，详见第十二节附考，故此条并不能将伍祐与张纶直接勾连。
3. 范仲淹监楚州粮料院的月份。《宋史》本传与范集年谱于"徙楚州粮料院"一事的系年不一致（本传系于大理寺丞之后，年谱系于天圣元年），须据《长编》天圣元年至二年各卷定之。此点决定其与伍祐是"擦肩"还是"未及"。今既知伍祐 1026 在海盐，则无论如何系年，1026 同城之说已可排除；所余者唯 1023—1025 之间是否相接。
4. 伍择之与曾巩、曾布之交。伍祐子择之，皇祐五年进士，调南丰主簿，与曾氏兄弟定交，治平二年为文彦博所荐。曾巩师事欧阳修，而欧阳修与范仲淹有庆历党人之谊。此一线索过于迂远，然若南丰文集中存及伍氏家世之文，或可间接补伍祐行实之阙。

十二、附考：《海盐县志》有无张纶复置盐场之记载

此问由"杭、秀、海三州"一语引出，须先正读，再答有无。

（一）"海"是海州，不是海盐

《宋史·张纶传》《续资治通鉴》并作"复置盐场于杭、秀、海三州"。三州并列，皆以州称：杭州、秀州、海州。海州属淮南东路（今江苏连云港一带），与海盐县了不相涉。海盐是县，属秀州，不得与杭、秀、海并列而言"三州"。

海州在宋代正是盐场密集之区，元代两淮二十九场中，莞渎、板浦、临洪、徐渎浦四场皆在海州，可为"海州复置盐场"之旁证。故"杭、秀、海"者，两浙之杭、秀与淮南之海，张纶以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兼领两浙、淮南盐事，三州正在其节制之内。

前稿第四节附记谓"秀州海盐正是张纶复置盐场三州之一"，语有未莹：秀州为其一，海盐乃秀州属县，非三州之一；而"海"字尤不当读作海盐。此为笔者之疏，今改正。

（二）县志无张纶，然有伍祐

就光绪三年（1877）王彬修、徐用仪纂《海盐县志》（二十二卷）现存可见之文本核之：其卷十《食货考·盐法》叙宋事极简，主要本常棠《澉水志》记鲍郎场九灶、岁课三万五千余石；至元代始详"芦沥、海沙、鲍郎三场"及盐课司之制。志中并有编者按语云"《宋史·地理志》已有其场名，县志无之"，可见该志于宋元盐场沿革本多阙略，编者自己即在补苴。遍检盐法、名宦诸门，未见张纶其人，亦未见"复置盐场"之事。

此非偶然遗漏，而由体例使然：

1. 层级不合。张纶为江淮制置发运副使，路级监司，非县之职官。县志职官表列知县、丞、簿、尉，名宦录多收县令、监镇、盐场监官（如罗叔韶以澉浦监镇入录、厉梦龙以鲍郎场司盐入录），发运使不在其列。
2. 事非县政。"复置盐场于杭、秀、海三州"是路级盐政措置，非海盐一县之事，县志不必载，亦无从详。
3. 张纶在方志中的落点另有其所。其事迹主要因太湖水利而见收于苏州一系文献——《江苏通志稿·名宦》录张纶，即注明"清嘉庆一统志，参苏州府志"，所记重在"疏五渠、导太湖入海、筑漕河堤二百里"，盐场仅一笔带过。

（三）真正的收获在于反面

值得注意的是：同一部《海盐县志》（及其所本《海盐县图经》《至元嘉禾志》）中，张纶无迹，伍祐有文。黄鉴《鲁浦亭记》"天圣丙寅，伍君佑由佐著局为县大夫"一语，正是靠这一系方志保存下来的。

这一对照本身即是一证：张纶之政在海塘与漕运，其名留于苏州、泰州；伍祐之政在一县一州，其名留于海盐、宁化；而二人之名同系于盐，却从未在任何一部方志的同一卷中相遇。三人关系之疏密，于此可见。

征引文献

1. 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四二六《循吏传·张纶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2. 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三一四《范仲淹传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3. 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九一《百官志七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4. 毕沅：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三七（宋纪三十七）张纶知秦州条。
5. 范仲淹：《范文正公集》附《年谱》一卷，四部丛刊本。
6. 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天禧、天圣诸卷（转引自范集年谱）。
7. 司马光：《涑水记闻》（转引自范集年谱）。
8. 余靖：《武溪集》卷六《楚州团练推官厅壁记》（明道二年）、《楚州盐城南场公署壁记》（宝元元年）。
9. 黄鉴：《鲁浦亭记》（天圣六年正月），见徐硕《至元嘉禾志》卷二四；又见《浙江通志》卷四一引《海盐县图经》。
10. 常棠：《澉水志》，绍定三年。
11. 乐史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二四《淮南道·楚州·盐城监》。
12. 秦观：《淮海集》卷三三《徐氏夫人墓志铭》，四部丛刊影明嘉靖小字本。
13. 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二三、食货二六。
14. 胡太初修、赵与沐纂：《临汀志》，开庆元年（1259）修，《永乐大典》卷七八九三、七八九四辑本。
15. 徐硕：《至元嘉禾志》，至元二十五年刻本。
16. 黄仲昭：《八闽通志》卷六九，弘治刻本。
17. 凌迪知：《万姓统谱》卷七八，万历刻本。
18. 何乔远：《闽书》，崇祯刻本。
19. 李世熊：《宁化县志》，康熙二十三年刻本。
20. 李绂、曾日瑛等：《汀州府志》，乾隆十七年刻本。
21. 嵇曾筠等：《浙江通志》卷四一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22. 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二二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23. 吉庆等修：《两淮盐法志》，乾隆刻本。
24. 王彬修、徐用仪纂：《海盐县志》卷二二卷，光绪三年蔚文书院刊本（今有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）。
25. 许来学：《雩都县志》卷七，嘉靖刻本。
26. 《江苏通志稿·名宦》，民国稿本（引嘉庆《一统志》、苏州府志）。
27. 林则徐：《巡河日记》，《林则徐全集》本。
28. 《江苏盐城伍佑地名源流考证研究报告》（内部研究报告，2026年，WorkBuddy 资料库藏）。
29. 冯雁军：《盐城宋代地名伍祐与同时代福建宁化人伍祐关联考证》，凤凰网江苏频道，2022年10月。
30. 前考：《宋代张纶、范仲淹与宁化伍祐交集考》，2026年10月。

附识：本文与前考并行，非替代之作。前考详于辨伪（生卒年、三贤移堰、稻壳定堤、胡令仪官名诸条），本文详于关系重勘。读者宜合观：前考立其界，本文正其年。